敦煌卷子

由此基礎,中國敦煌學領先世界的日子已經不遙遠了 。鄭振鐸與蘇聯藏品揭祕一九五〇年代,「冷戰」的政治鐵幕籠罩著世界,「資本主義陣營」和「搬家公司陣營」壁壘森嚴,而中國與蘇聯則進入了「蜜月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應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邀請,毛澤東親自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慶典,並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有六十四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參加的會議。 應邀赴東歐與蘇聯訪問和講學的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於十月三十一日由布拉格到達莫斯科。讓鄭振鐸激動不已的是,他聽說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藏有上萬卷的敦煌卷子!奧登堡將這批敦煌寶藏運出境後,中國人一直不曾知道,更不用說見到了 。 一九三四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硏究所中國—西夏學研究室接待了中國學者袁同禮一行:同年,著名畫家徐悲鴻在列寧格勒舉辦個人中國相親畫展。這一 一人都是極爲關注敦煌國寶的重要人物,而且就在同一年,袁同禮還曾派遣王重民前往法國調查伯希和藏卷。然而袁和徐雖身在列寧格勒,他們對列藏敦煌寶藏卻無從知道。 就在毛澤東到達莫斯科的那天上午,鄭振鐸在蘇聯科學院中國研究所開講「中國小說八講」。演講是成功的,蘇聯一些第一流的漢學家-費德林、艾德林、索羅金、李福淸等,都親臨現場。互相交談間,這些漢學家說起,在列寧格勒藏有一萬多卷敦煌卷子和一萬多卷西夏文佛經。這一驚人的消息,自一九四九年後來過莫斯科多次的鄭振鐸並不曾聽說過,對於一九一 一〇年代就在倫敦和巴黎抄過敦煌卷子的鄭振鐸而言,這個消息帶給他的震撼可想而知。十一月十五日,一結束最後一講,當夜鄭振鐸便由艾德林、索羅金等陪同,急匆匆踏上了去列寧格勒的婚友社列車。

洋洋大觀

一九六二年,中國乃至世界敦煌學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由王重民主持的《敦煌遺書總目 索引》在北京出版。這部龐大的目錄書,把中、外、公、私所藏敦煌越南新娘價格遺書的目錄彙集在一起,不僅收錄了北京圖書館的《敦煌劫餘錄》、王重民在巴黎編的《伯希和劫經錄》和劉銘恕根據縮微膠卷編的《斯坦因劫經錄》,而且還收集了散在日本各處和我國私人手中的十幾個散目錄,共收錄一 一萬一 一千多號,對敦煌遺書的著錄可謂洋洋大觀。這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是當時世界上最完整的一部目錄。除了蘇聯藏品外,一册在手,敦煌遺書大體可了然於胸。經過一千多年的風風雨雨,敦煌寶藏離開了她的故鄕而流落四方,如今終於可以知道各地所藏遺書的大致內容,知道在什麼地方,有什麼文書,從而有可能對敦煌遺書總體把握,進行綜合研究。 敦煌文物硏究所也迎來了她的新時代。 敦煌文物硏究所的臨摹和硏究內湖辦公室出租工作也碩果縈喿。一九六〇年代初,經過一 一十多年的捜集、整理,硏究所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供養人畫像題識》、《敦煌莫高窟石窟總錄》等書的編輯工作,《敦煌壁畫藝術》和《敦煌彩塑》等也交到了出版社就待開印。以常書鴻爲主角的報導文學《祁連山下》震撼了整個中國人的心靈。一部介紹敦煌藝術的大型紀錄片《敦煌曲》也在積極籌備拍攝…… 一九六二年,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帶領北大考古專業學生來到敦煌,完全按考古學的方法選擇典型石窟進行了實測、記錄,並在敦煌文物研究所做了「敦煌七講」的學術專題演講,爲敦煌石窟寺考古開啓了 一個新的時代。 一九六三年,敦煌文物硏究所開始有計畫、有組織地籌備一九六六年莫高窟建窟一千六百周年的各種紀念和學術研究活動,並制定了 一個詳細外籍新娘計畫: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一 一十五日至三十日,召開紀念大會和開展各項學術硏討;同時舉辦展覽,編輯介紹敦煌的一系列出版物。敦煌遺書和敦煌石窟藝術(壁畫、塑像等)、敦煌考古等結合研究有了新的可能。

故事的文本

一九五一年,王慶菽夫婦由英國回到國內。王慶菽將在國外所得整理出了俗講、變文資料一百九十六篇。一九五四年,她由瀋陽借調來北京。由王重民、王慶菽發起,向達主持,並約請名家周一良、啓功、曾毅公參加,開始了大型小型辦公室出租的變文文獻彙編工作。他們根據王重民、王慶菽在倫敦、巴黎拍攝的照片或抄錄本,彙編校印了國內外公私所藏的一百八十七個變文寫卷,並逐一過錄互校。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出版了當時變文輯本中最權威、最豐富、最完備的《敦煌變文集》(上、下集)。 變文是一種文學體裁,屬於民間的俗文學,主要是說唱故事的文本。故事的內容主要取材於歷史故事或佛經故事。演唱者有說有唱,同時還引導觀眾觀看相關圖畫。這種文學體裁在歷史的記載中是存在的,但正是由於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今天的人才眞正了解到這個在唐宋時期十分普遍的藝術形式。 此後變文的大陸新娘仲介硏究成爲敦煌學硏究中一個極爲熱烈的領域,徐震锷、王慶菽、程毅中、王利器、徐嘉瑞、張振雄、孫楷第、張又文、周叔迦等人從各個角度進行了探討。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自一九五九年出版後,被日本學者稱爲硏究中國通俗小說的指路明燈。 一九五六年,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在賀昌群的主持下,從日本的東洋文庫買來了斯坦因所劫敦煌文書的全套縮微膠片(此時北京圖書馆和英國方面交換敦煌縮微膠卷正在進行中)。加上以前北京圖書館在巴黎、倫敦兩地所攝製的部分照片和其他一些私人過錄的抄本,爲敦煌資料的大型整理創造了條件。一九六〇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硏究所資料室整理出版《敦煌資料,第一輯》,共錄文書一百四十種,附錄三十三種。 《敦煌變文集》、《敦煌資料,第一輯》等大型室內設計資料集的出版,由此引發出的研究,正在把單件的敦煌寫本納入整體之中,使硏究逐漸深入。旣孜孜不倦於海外「取經」,又風塵僕僕於荒沙大漠的向達、王重民等,出版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敦煌古籍敍錄》等一批敦煌學史上的經典性著作。

敦煌學者

一九五〇年,王重民積十年之力編輯的《敦煌曲子詞集》出版,這是當時國內外收集最爲完備宏富的敦煌詞集。同時,他又將敦煌設計遺書中沒有編入《全唐詩》@的一百零四首唐詩編爲《補全唐詩》。這些都是專題性的集大成之作。隨後,任半塘(任中敏)寫成的《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錄》,對唐、五代曲進行了 一次全面系統的搜集、整理和硏究。 一九五八年六月,王重民的《敦煌古籍敍錄》出版。在書的前言〔〈編辑「敦煌古籍敍錄」述例〉〉中,王重民深有感觸地說:國人愈認識敦煌古籍的重要價值,而盜劫敦煌古籍的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内官僚資產階級的「學者」,便愈祕閉不宣。一九二〇年以後,敦炫古籍的發見已有二十年了,可是敦煌商務中心學的研究者,反因資料缺乏,大有停頓不前之勢!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劉半農先生從巴黎抄回一些語言文學資料;北京圖書馆所藏的佛經中,也有不少的文學資料。因此,自從一九二五年以後,我國治敦煌學者,對於唐代俗文學和唐代韻書的研究,有了較多的進步。一九三四年(民國二十三年)以後,我和向覺明先生分別到了巴黎和倫敦,攝取了更多的四部書和文學資料照片。但由於抗日戰爭不久開始了 ,往日做科學研究工作者,多數避居到西南,得不到資料,沒有把敦煌學的硏究深入下去。 《敦煌古籍敍錄》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國學者整理硏究敦煌寫本「四部書」的總結性著作。它共分經部、史部、子部(上、下)、集部五卷敍錄,錄有文書一百九十九卷,硏究題跋、論文一 一十七篇。該書不僅彙集了以前散見各處的論述,更多的是自己的硏究成果。而這些是王重民在巴黎多少個日夜抄錄校閱而成的啊!姜亮夫在抗戰時期當做生命一樣來保護的敦煌學研究成果,終於有了好的結局。一九五六年出版了影響一代人的通俗性入門書《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九四〇年以前旣已寫定的近六十萬字、一 一十四卷的《敦煌瀛涯韻集》也於一九五五年在上海出版。這是他在倫敦和巴黎抄錄拍攝的泰國陸系韻書寫卷的結集。至此,流失海外的韻書得以捜集成帙,勾勒出了《切韻》系統的歷史發展狀況,爲進一步開展《切韻》系統的硏究奠定了資料基礎,在音韻學的硏究史上留下了腳步。

碩果繫繫

劍橋大學圖書館收到膠卷後,同年十一月四日,將馬爾地夫博物館藏斯坦因敦煌寫本的縮微膠卷一百零五卷六千九百八十號(崔里斯整理出了目錄的部分)分成四包,海運寄至北圖。北圖又相繼於一九五八年一 一月和一九六〇年五月,將寫經的第一 一、第三批膠卷共五十一卷寄出。一九六〇年五月一 一十四日,北圖國際交換組組長毛勤去信給劍橋大學圖書館.,「上週寄出本館所藏敦煌寫經縮微膠卷的最後一批共三十五盒(卷)。」至此,全部敦煌寫經縮微膠卷的交換工作完滿結束。 北圖共收到大英博物館藏品的縮微膠卷一百零五卷六千九百八十號,三次寄給對方北圖藏縮微膠卷八十六卷七千七百四十九號。兩年後,劍橋大學圖書館將北圖寄來的縮微膠卷與《敦煌劫餘錄》對照,發現北圖寄來的並不齊全,還缺近千號。因此劍橋大學圖書館向北圖追詢此事。北圖接到信後,立刻派人調查核實,發現「確有一部分膠卷未曾拷貝」。由於北圖經費吃緊,再也沒有能力繼續進行室內設計攝製,只得決定「所欠對方一小部分日後照好再寄去」。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北圖將剩下部分的膠卷八盒(卷)寄給了英方。一個多月後,劍 橋大學圖書館收到最後一批北圖藏敦煌遺書縮微膠卷。至此,歷時十多年的敦煌遺書縮微膠卷交換正式結束對於當初那些被派往海外調查敦煌遺書或自費投身於這一領域的學者們,由於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的殘酷進行,無法將他們的研究心得及時悉數奉獻。無論是公費赴歐的王重民和向達,還是自費出洋的姜亮夫和王慶菽,直至一九五〇年代,才得以將海外所得,變爲公開的學術成果。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王重民夫婦在滯留國外十多年後,終於回到了北平。這位「圖強之心非常迫切」的學者,很快成爲巴里島「敦煌學」的領軍人物。

自行攝製

中、英互換敦煌遗書膠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三日,英國劍橋大學以布萊伯蘭克、穆爾、魏萊、李約瑟四人的名義,在聯名致蘇美島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能否有望得到北京圖書館等處收藏的中亞寫本縮微膠卷,特別是敦煌寫經的縮微膠卷,並提出可以用大英博物館藏敦煌寫本縮微膠卷作交換。 信件轉到北京圖書館,北圖就如何與劍橋大學交換敦煌遺書縮微膠卷一事做了認眞的討論後,同意進行交換。 此後中、英雙方積極籌措交換事立。北圖藏敦煌遺書自陳垣《敦煌劫餘錄》出版後,內容大白於世。不少台胞證專家學者要求閱覽,而北圖一直將其作爲國家一級文物保管,極少對外公開閱覽。怎樣充分利用、如何妥善保管這些遺書,一直是個問題。北圖在一無資金一 一無經驗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整理和研究拍攝辦法。 因爲資金有限,一開始,北圖打算自行攝製。然而那樣的話,得要三年時間才能完工,而交換任務緊迫。因而決定改由電影局代爲攝製,而這樣也得一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而且得花一萬多元人民幣。最後北圖決定由自己購買蘇聯電影膠卷(非安全品)攝製,這樣大致八個月即可完工,只需花三千元人民幣。 緊張的拍照複製實驗工作,曾因機器設備老化等原因一度停止,而英方催要的信件頻頻寄來,北圖只得出資更換新的設備。經過多次失敗,不斷總結經驗,終於製作出了部分敦煌寫經縮微膠卷。 一九五七年一 一月六日,北圖向大陸新娘寄出了第一批縮微膠卷。分裝五盒共三十五卷,從第〇〇〇一號到第三四一 一〇號,約爲北圖藏敦煌寫經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完成的巨作

然而更有一層深意的是:第二八五窟正是當年華爾納想全部將其剝離的那個洞窟。這幅被六、七名研究人員滿懷激情地把它當成重大autocad任務來完成的巨作,是他們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歷時兩年之久,才得以完成的整窟原大、原色、忠實性的臨摹。這是一個五米見方的覆斗藻井窟,西壁開三翕並有一 一米高的塑像,共有三百一 一十七平方米的壁畫。這個大型整窟臨摹品淸晰逼眞,是壁畫臨摹工作中的空前巨作。常書鴻後來回憶當初選擇臨摹此窟的情況時說:「一 一八五窟有『大魏大統四年、五年(公元五三八、五三九年)』題記,歷史和藝術價値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時的代表洞窟。如果我們把這個洞窟的壁畫全部按照原大臨摹並裝置起來展覽,可以讓全中國人民及國際上熱愛敦煌藝術的朋友們知道,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分子是怎樣窮凶極惡地搶掠別人的財富,並且起到宣揚偉大祖國的藝術傳統、揭露華爾納之流盜竊敦煌團體制服文物的醜惡行徑的作用。」四海飛翔在敦煌莫高窟的四萬五千平方米的壁畫中,有四千五百多個體態各異、美不勝收的飛天。一窟之內,旣有身長一 一百五十厘米的大飛天,也有不到五厘米長的小飛天。她們是沒有翅膀的天使,全憑衣帶的飛揚,裙裾的曳動和身段的飄浮,所謂「天衣飛揚,滿壁風動」。她們往來飛翔,奏千重樂,散天雨花,放百種香。 敦煌「飛天」作爲友好使者,越過千山萬水,飛回到了她最早所在的國度I印度。一九五 一年秋,一個由三十多位科學、文化界專家組成的文化代表團出訪印度和緬甸。常書鴻攜帶敦煌壁畫摹本,在印度各大城市舉行了敦煌藝術展覽會。 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中,共舉行了一 一十多次敦煌藝術展覽。國內主要在北京、上海、蘭州等城市,國外曾在印度、緬甸、捷克、波蘭、日本等國展出。這些展覽對促進敦煌藝術的硏究,弘揚祖國蘇美島古代藝術,促進中外文化交流,都有積極作用。而每一次較大型的展覽,都不同程度地推動著敦煌藝術硏究的深入。

全面修復

莫高窟的新生「敦煌文物展覽」閉幕後的同年六月,在周恩來總理的重視下,政務院派出北京大學趙正之、淸華大學莫宗江敎授及古制服訂做學家余明謙、陳明達到敦煌對莫高窟石窟文物保護工作做了全面調查,並制定了具體的保護方案,對現存岌岌可危的五座唐宋時代窟簷的木結構建築進行了「整舊如舊」的搶修。這是建國以後對莫高窟進行的第一次搶救性維修。 一九五四年十月,莫高窟破天荒地裝上了電燈。常年用蠟燭或煤油燈臨摹作畫的藝術家們激動得滿含淚水。 一九六一年三月,敦煌莫高窟成爲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第二年,敦煌文物硏究所爲進一步推進文物保護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關於加強保護莫高窟群的報吿》。文化部立即派出了由徐平羽副部長帶隊、包括各方面cad專家的工作組來到莫高窟進行現場工作。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了梁思成提出的「敦煌莫高窟危崖加固工程」方案,並撥專款一百萬元人民幣,全數用於大規模地搶修。工程自一九六三年秋季開始,一九六六年竣工。經過三年奮戰,整個工程在石窟群的南北區總計四千零四十米的長廊中,加固了 一百九十五個洞窟,製作了七千多平方米的擋牆砌體和樑柱,對三百六十三米長的岩壁做了徹底的加固,並解決了四百多個洞窟上下三、四層之間的往來交通。當年王道士打通窟壁,以破壞壁畫爲代價而修建的「古漢橋」被層層疊疊、巍峨壯觀的虚欄棧道所代替,爲工作人員和中外遊客提供了安全舒適、暢通便捷的交通條件。 這次史無前例的全面修復工程,不但對洞窟本身結構起了經久的加固作用,而且徹底解決了屏風隔間藝術經常遭受風沙、雨雪和日照的危害問題。 第二八五窟在故宫 一九五五年十月九日,敦煌文物硏究所和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的敦煌藝術展覽在故宮奉先殿開幕。値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覽有西魏第一 一八五窟全窟內部的如實仿製〈原大)。這一創舉,使沒有到過敦煌的人,同樣能身臨其境地感受到敦煌石窟的藝術境界。

緊張運作

齊集在京的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淸華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科學院考古硏究所的敦煌學名家,如:向達、王重民、徐悲鴻、梁思成、夏鼐、周一良、周叔迦、鄧以蟄、王遜、沈從文、陰法魯、陳夢家、董希文、傅樂煥、閻文儒、宿白等,在他們的指導幫助下,由潘絮茲、李承仙、常沙娜和辦公桌歷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編排布置,經過近五個月的緊張運作,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三日,由敦煌文物硏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主辦的「敦煌文物展覽」在午門城樓上的歷史博物館内開幕。 在新時代背景下,敦煌文物和藝術向兩極相輔相成地實現著它在學術硏究之外的功能和意義旣展示純美,也展示醜行;旣有美到極致的敦煌藝術,也有國寶遭劫的慘痛歷史。 四月十三日正式公開展出到六月六日結束,參觀的人群如潮。雖然三年前在此處舉辦的「海外中國文物照片特別展覽」,也曾讓人們一睹了劫往海外的敦煌遺書的照片,但此次規模、數量和重視程度都是空前的,僅壁畫臨摹品總數即達九百二十七件之多(這次展宽實際上是「敦煙藝術展覽」,文物只有土地廟發現的六十八件寫經及個別壁畫殘片)。這次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團體服展覽會,不僅有莫高窟各時期的作品,還有安西楡林窟的作品。不僅有說法圖、故事畫、各類經變畫、伎樂 、圖案,還有王室官吏、屠夫漁樵。 展覽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群眾競相參觀。在周恩來總理(當時兼任外交部部長)的關懷下,外交部還特定了 一天專門用來接待各國駐華使節和國際友人,將敦煌藝術進一步推向世界。 從硏究敦煌藝術本身來說,它的作用也是空前的。這一時期在敦煌文物硏究所長期工作的硏究人員,主要精力集中於臨摹工作。理論硏究方面的代表人物,除常書鴻外,其他如金維諾、梁思成、陰法魯、王遜、宿白等,都沒有到過敦煌 因此他們的硏究多半是依靠展覽的臨摹品和攝影圖片資料。「敦煌文物展覽」對敦煌藝術研究發揮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出現了 一大批會議桌硏究成果。這主要反映在《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一年二卷四期和二卷五期「敦煌文物展覽特刊」(上、下册)中。特刊發表了研究論文和整理資料二十多篇,涉及到敦煌藝術的源流、風格、敦煌樂舞、建築、史地等方方面面,同樣是中國敦煌學硏究的一次集中展示。

陰霾散去

然而,十年「文革」使得一個民族集體喪失理性。當外面的世界在高歌猛進時,災難卻夢魘般地篏罩著中國大地。直到噩夢醒來,踏上改革開放的不歸路,中國才又有了民族的振興,天然酵素的振興。陰霾散去,國人心胸豁然開朗,敦煌學的靈魂才煥然歸來。 敦煌的百年歷史,不單單是個時間的流程,更是一個民族的心路歷程。 新時代的國寶之光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了 。中國的敦煌學者們與全中國人民一樣,迎來了百廢待興的新時代,敦煌學迎來了發展的新時期。過去國家受人欺凌,學者的追夢沒有強有力的靠山,所以總是千難萬難;過去想大力投入硏究,但總有比學術更急迫的事情,譬如戰爭的無休無止,學術總是屈居於後。現在好了 , 一切噩夢都已成過去。集千年優秀傳統文化榮光與半個世紀慘遭列強侮辱於一身的敦煌學,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扶持與重視,有了 一個良好的外在發展環境。而世界範圍內的敦煌遺書資料的刊布、整理與臭氧殺菌硏究也已經有了近半個世紀的積累,內在的學術發展預示著一個新的階段已經到來。 午門城樓上的「敦煌文物展覽」一九五〇年九月,正在敦煌開會的常書鴻收到一封來自北京的急電:「經中央硏究決定,配合抗美援朝(朝鮮,指北韓),進行愛國主義敎育,在北京舉辦一個大型敦煌文物展覽會,請速即攜帶全部敦煌壁畫摹本和重要經卷文物來京籌備爲要。」急電是從北海的團城發出的。文物局最初的辦公處就設在這個世界上最小又最美的磚城裡。 常書鴻接到電令後丄且即將一九四九年硏究所臨摹的辦公桌作品以及一九四四年(民國三十三年)土地廟發現的文書隨身帶上,趕往北京。隨後又將一九四八年(民國三十七年)在南京和上海展出後,寄存在上海和杭州的敦煌壁畫摹本取往北京。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和副局長王冶秋主持下,籌備工作在年底全面展開。